很不巧，由于种种原因，我于1987年入狱，高墙内一待就是25年。在这1/4个世纪里，我没法上网，无法获知流行文化，没法成为主流的美国人，更不可能脑子里想着“有邮件没有处理怎么办”。2012年，我出狱了，与此同时，生平中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

在服刑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幻想着能使用上互联网。监狱中提供的科技杂志财经报纸充斥了对互联网的报道，我便猜测，互联网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依我来看，互联网对社会的推动力超过电视、收音机和电话。

互联网凭借其极高的互动性和能力，以无限地速度快速地把人们揽入怀中，也让我相信，互联网技术将会改变世界。在书上、杂志中，我看到了人们利用互联网推动社会发展，传递知识和智慧，我多么期望自己能成为外面正在革新的世界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犯人，我是无法直接上网的。高墙、电网、狱警，一个一个，形成了我们与外界社会交流的障碍。在服刑的时候，我们连电脑、打字机都不准使用，我猜是想限制犯人学会新技术出狱后不再继续犯罪。

在上世纪90年代，我真的非常非常想上网，于是就用尽方法来接触互联网。但实法律的限制、监狱的控制，都使我无法实现，没办法只好继续看杂志。

在看了不少杂志文章之后，我自己写出了一个网页设计。这还不够，我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发表文章、小说。但是作为民主社会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有义务把我在监狱的生活、心得告诉其他纳税人。

我将我的网页设计寄给了自己的家人，他们帮助我建立了我的第一个网站，虽然页面很简单，但是我终于可以利用互联网把我自己在监狱中的新的写下来、发布出来然后跟别人分享了。在过去的10多年的牢狱生涯里，我一共发表了数千篇日志，帮助人们了解监狱，告诫他们远离犯罪。

2012年8月13日，司法部门允许我出狱回家隔离监禁，每年要做6个月的无偿劳工修高速公路，剩下的6个月可以呆在家中。真正获得自由之前，我将累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干了6个月，期待剩下的6个月可以带来转机。正如过去的10年里互联网帮助了我，网页技术改变了我的生活。

真正“半自由”的那一天，我的妻子卡罗尔开车把我从监狱接回家，她递给我一部苹果iPhone。简单的操作演示之后，我点开了Safari浏览器，真正第一次进入了互联网。我用Google搜索自己的名字，惊讶的发现，Google居然找到了这么多我之前写过的文章。

我下决心深入了解互联网，与其他人更好地交流。那天下午，我用iPhone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的家人我重获自由了；用YouTube看了人生中第一个视频，学习现代人们的生活、表现方式。互联网帮助我重新进入社会。

接下来的几天，司法部门通知我去工地干活，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了笔记本电脑，使用了办公套件。但是我不习惯笔记本，还是喜欢台式机。我有了自己的Facebook、Twitter账号，但是还不熟悉如何使用。

在监狱中，我写了一本很厚的监狱手册，希望有读者来阅读，但是我发现我需要把厚厚的一本书变成140个字符才能吸引到读者。看来现代社会的“注意力跨度”已经缩短到了140个字。

我用Google找到了可能对我的文章感兴趣的记者，并用电子邮件联系了他们。《旧金山编年史》的记者看到了我的邮件，还把我的故事写到了头版。

根据我在监狱中的研究，我知道数字化内容比纸质内容更有吸引力，更强势。所以，我开始探索社交媒体。我每天在Facebook上写文章，并在Quora上回 答别人有关坐牢、监狱的问题。还注册了LinkedIn专业社交网络，并定期更新。Twitter上的粉丝越来越多。我还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网站，让人们更 好地找到我的文章。

互联网自出版太神奇了，它给了与成千上万的人交流的机会。今年1月份，我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Alan Ross 的邀请信，他邀请我去给700多名学生做报告。

如果我没有接触互联网的话，Ross 教授也不可能知道我的事迹。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其他演讲邀请，比如旧金山法学院、斯坦福大学等。旧金山州立大学甚至邀请我去做讲师，让我向学生讲授“监狱的结构”，大概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去大学教书了。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非常感激互联网，我学到的越多，它越能帮助我克服困难，走出困境。我希望通过互联网学到更多知识，与更多人交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