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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日本电器企业组织结构臃肿导致失败
有人将亏损归咎为日元升值、日本地震、欧美债务危机、主营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下滑等，成为过去一年拖累日本电子企业业绩亏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在日本企业亏损的背后还隐藏着不为人所熟知的战略转型路径。战略转型也许会重蹈百年柯达破产重组覆辙，也许会“浴火重生”让百年企业焕然一新，但我们看到了成就百年企业的独特商业智慧和发展路径，尽管不可复制却极具参考价值。
启示一：转型不顺带来的巨亏代价
就在上个月，日系巨头集中大规模裁员自救，索尼计划年内裁员约1万人，占员工总数的6%；NEC公司计划年内在全球裁员1万人，作为缓冲，NEC宣布将于7月开始募集自愿离职者。如今这股裁员风潮蔓延。上周全球最大的PC厂商惠普宣布裁员2.7万人，全球最大芯片厂商瑞萨计划裁员1万人，黑莓预计在去年宣布裁员2000的基础上，再裁2000人。
松下日前宣布日本本部裁员一半，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裁员整合不是前端的生产部门，而涉及到白领部门，比如采购、品质管理部门、IT系统支撑部门，甚至是研发部门。
裁员无疑是财务巨亏下的自保措施，就在联想宣布净利大增七成时，惠普、戴尔则分别出现净利31%和33%的大幅下滑。当天戴尔股价暴跌17%，市值瞬间蒸发47亿美金。惠普在发布新季度财报的同时，宣布了25000-30000名员工(约占加利福尼亚总部员工数的9%)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希望借此每年节省30多亿美元的资金。
全球最大半导体厂商瑞萨电子除了裁减1.2万人外，还关闭了日本的19家公司，委托台积电代工，裁员人数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昔日辉煌的手机厂商黑莓去年7月解雇其全球员工总数的10%约2000名员工后，近日知情人士透露，RIM公司将于6月1日宣布又一重大的全球性重组，其中就包括至少裁员2000人，同时，法务长亦出走，可谓内忧外患。
愈演愈烈的电子业裁员潮，表明全球电子业面临整体危机，一轮大的洗牌在所难免，也预示着全球电子行业将进入实质性的重组和改革阶段。
以松下为例，松下在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推出各种改革措施，比如说把松下电工、三洋电器收购之后整合在一起，把没有市场前景的等离子停止生产，把盈利前景不太好的白电卖给了中国海尔。如今，松下又将在总公司层面对7000名员工进行减半裁员，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松下的战略转型做铺垫。从公司战略上看，松下正在从综合家电转型到环境能源领域，人员的更换，有助于吸收新的人才。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金坚敏表示，以日系为代表的电子业集中全面崩盘，原因是“赢在技术，输在商业”，同时日元升值，法人税高，劳动成本高，内部角力，人员多设备多决策慢等也是主要原因。
TMT行业分析师张建宾认为，现在全球电子业出现分化趋势，苹果、联想、三星、华为(微博)、中兴等企业即使在很不理想的经济大环境下，亦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而其他电子巨头，特别是日系电子业全盘沦陷，全球电子业新一轮洗牌在所难免。“这是种结构性分化，跟不上变革、又不具备成本竞争力的企业将被淘汰。”
启示二：组织结构过于笨重
2011年，日本家电在中国市场上也表现不佳。先是索尼等家电巨头上半年业绩报亏；进入第三季度后，又出现了日企家电纷纷缩减在中国的业务，进行大撤退的势头。
据市场调研机构GFK称，日本家电连锁门店2011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约20%。家电巨头中，松下电视机业务已经连亏三年；索尼将面临第8年亏损，其2011年电视出货目标下调了19%，降至2200万台。
三星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黎娟娟分析指出，日本家电企业多采用垂直化的经营模式，将研发放在本土，中国公司的产品开发需要向总部报告并获许可，复杂的流程致使产品开发周期较长，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海外市场。同时，也增加了国际化企业的经营成本；当中国一线家电市场日益饱和时，开发二三线城市市场成本更高。相对于中国企业，日本家电企业显然缺乏渠道、价格和政策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环境使得日本家电企业成本上升、业绩下滑。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家电企业出口成本增加；同时，中国面板业进口关税可能从目前的5%提高到8%-12%的消息虽然未经证实，但可能影响企业制订经营策略；加上日本国内地震、劳动力减少等因素使得日本家电企业销售下降，人力成本上升。
2011年，索尼、夏普、松下日本三大消费电子巨头连连创下亏损纪录。对于三大巨头来讲，在中国最重要的业务收入就是电视和面板业务。尽管索尼、夏普仍在坚守，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而松下伴随着公司整体从家电业务中的退出，也开始逐步抽身中国家电市场。
尽管索尼声称仍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但无法掩盖在中国连续8年亏损的现实。
在业内人士看来，地震、水灾、汇率等因素不过是导致日本电子企业陷入困境的外在因素，真正让日本电子业遭遇滑铁卢的，还是内因。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这些电器巨头们的亏损暴露了日本公司一直以来就未曾解决的深层问题：笨拙的企业结构、对日益商品化的产品线抱残守缺以及将问题推到将来解决的习惯。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日本电子业由盛而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科技方面考察，日本企业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不足，使其创新能力大大低于美国的同行。因此尽管在技术平稳发展的阶段，它们可以将技术和产品做到极致，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但在技术急剧变革的时期，在需要发展全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它们就显得反应迟缓，不能引领潮流，而只能做追随者。
启示三：刻板的管理让适应能力大打折扣
除了分不清市场的变化外，日系企业不懂变通，僵硬化的管理体制也成为限制其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桎梏。
诺盛电信咨询高级分析师韩小冰一针见血地将日商经营不佳的原因归结为：本地化不足，其高管几乎全是日本人，缺乏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以及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在中国失势的京瓷手机中国业务负责人孙有安对此感触颇深。这家在日本有名的CDMA厂商，其负责中国手机业务的老板远在日本，市场决策环节冗长，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灵活性，只能在对手层出不穷的市场运作下艰难度日。
在信产部统计的手机销量排名上，三洋、三菱、松下、NEC在内的多家日资手机企业，几乎都在排名中排在第3集团之后，市场份额远远落后于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TCL、波导等洋中品牌，有的企业排名甚至位列熊猫、科健等市场败北的国产手机之后。
与三星、LG等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以及诺基亚、索爱等全球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在本地化方面做得相当不够，不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工厂、研发中心，日本手机企业都远远落在了后面。
员工在日本公司工作都得照章办事，不允许与制度有一丝一毫的偏差。日资手机企业僵化的管理体制不能对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造成日本手机企业在中国市场“水土难服”。这种不知变通的管理体制，制约了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也形成了办事效率低的现象。京瓷一名内部员工说，日本手机企业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审批手续极其严格。特别是广告的审批，不但流程很严格，而且过程相当长，从申报到审批，一般至少要一两个月，因为还要经过日本总部的拍板。以推新机来看，如果中国市场青睐折叠的某款机型，而申报做这样的机型要等两三个月，但市场不等人，不失败才怪。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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